河北兵不行，換西軍仍慘敗，燕京之戰宋軍在金軍面前丟了多大臉？
作者｜冷研作者團隊-茯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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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和四年（1122）六月，宋軍於白溝大敗，死傷慘重。七月二十六日，童貫搬兵自雄州返回河間府時。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此時北遼皇帝耶律淳驟然病死，遼人奉蕭後爲主。
此時，六賊之一的太宰王黼，“欲功高蔡京，力主再興師議”。宋徽宗知道此前的慘敗必然瞞不過金朝，因此從政治的角度來講，宋朝已經落口實於金朝，很可能使得宋朝在談判中落於下風。在宋徽宗看來，只有孤注一擲強奪燕京，才能真正獲得戰略上的主動。在這番考慮之下，宋徽宗令童貫等繼續駐守等待援軍，並發動諸道兵馬共計二十萬，於九月在邊境會師，下旨曰：“異議者斬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9》）。
八月初一，西軍將領鄜延路總管劉延慶取代种師道爲都統制，耀州觀察使劉光世代辛興宗。宋軍規劃爲兩道進兵，一路以劉延慶統帥，往白溝方向進發；劉光世駐兵廣信軍。是時，北遼正忙於耶律淳新喪，“主將四軍…先次併入燕，結謀策立蕭後，不暇來白溝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9》），讓宋軍前期的推進相當順利。
未踏之地
九月二十二日，宋軍在遼朝知易州高鳳的內應下取得易州；次日，遼朝常勝軍將領兼涿州留守郭藥師囚禁刺史蕭慶餘，並遣團練使趙鶴壽率精兵八千、鐵騎五百，獻上一州四縣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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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二十六日， 童貫令楊可世與東路軍統制劉光世合軍兵，共同前往易州安撫民衆，其後赴涿州與大軍相會，受劉延慶指揮。然而，劉延慶與楊可世“素有隙忌”，二人“互爭高下，氣相尚不服，叱咄軍中，張有異論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0》）。
九月二十九日，劉光世到達易州南部的古燕城，與遼兵發生遭遇戰，並將其擊潰。十月一日，宋軍收編了易州的防軍，“所管三十餘處，連鄉兵五十餘萬，悉應王師，以常勝軍八千、易州義兵五千，並隸劉延慶前軍爲鄉導，仍自涿州屯泊於雄州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0》）。
至此時，宋軍部隊的主要構成愈加複雜。四月北征時，雖然啓用了西軍將領种師道，但所率兵馬卻是河北方面軍。而此次宋徽宗則“委劉延慶都統陝西大兵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0》），這意味着本次作戰的部隊是由西軍、河北軍以及部分歸降部隊所組成的混合軍隊“無慮五十萬”，宋人甚至自滿“自古出師之盛，未有甚於此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0》）。然而這樣一支混合部隊，看似人數衆多，但卻深含隱患。
北宋後期實行“將兵法”，各部軍隊極少更戍。所謂更戍，即是輪換戍守的意思，這樣一來，士兵往往需要適應不同地區的作戰條件，能夠在更戍中有效平衡不同地區軍隊的戰鬥能力。但自更戍取消以來，不同作戰部隊所面臨的戰爭壓力不同：河北百年無戰事，因此軍隊在百年時間內迅速腐敗化；西軍因長期與西夏作戰，所以軍隊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作戰意識與軍事素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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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仁宗、神宗兩朝降低中央三衙禁軍比例以後，地方軍極少更戍，不同地方軍之間協調問題逐漸凸顯。來自不同系統的軍隊，必然會對指揮系統有着更高的要求。但此時宋軍內部的矛盾，卻又顯著影響了指揮系統的有效性。《宋史·劉延慶傳》說“延慶行軍無紀律”，實際上正是這一問題的體現。
十月十九日，東路軍都統制劉延慶等率大軍再度從雄州出發、入新城縣；西路軍劉光世、楊可世自安肅軍出發，計劃入易州、會師於涿州，一同進取燕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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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當東路軍到達前線之時，西路軍卻遲遲未到。在燕京附近的良鄉縣盧溝河一帶，東路軍遭遇了由蕭幹、耶律大石等率領的北遼部隊，宋軍初探以爲遼軍“兵不滿二萬，憑河排布”，但卻“未究虛實”。但北遼軍隊的數量絕對不止兩萬，僅常勝軍便“號五萬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0》）。北遼更是有言，“聞漢軍十萬壓吾境，吾師三倍，敵之有餘”（《宋史·劉延慶傳》），計三十萬人，因此“兵不滿二萬”的判斷很可能有誤。
雙方隔河相望，兩方兵馬多次進行小規模交鋒與試探，互有勝負，但仍處於對峙階段。至十月二十三日，童貫下令催促劉延慶進軍：“軍至良鄉，連日不進，可出奇以取勝，況我軍比賊倍萬，以彼較此，利害皎然。仰疾速趨燕京。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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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理來說，攻城戰並不應操之過急。宋太祖、宋太宗攻打北漢時，也曾圍城數月而返。但對於此刻的宋軍來說，時間反而是最爲寶貴的：一來，供給五十萬軍隊需要大量的糧草裝備，但河北補給嚴重虧空，軍糧“雖曰見在，粗不堪食”且“軍器甚闕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6》），難以長期供給五十萬人；二來，金兵進軍取大遼中京，據山後地土虎視眈眈，又遣使以修好爲名打探宋軍虛實，給宋廷造成了不小的外交壓力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宋朝急於在短期內攻下燕京，試圖取得戰略上以及外交上的主動權，因此“奇以取勝”就成了戰術上的第一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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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童貫的命令到達以後，劉延慶當即召開了戰前會議，而郭藥師獻謀策“搗虛取之”：即以宋軍主力部隊向遼軍發動正面進攻，吸引其主要火力與注意力；同時，領一支輕騎作爲騎兵，渡過瀘水、跨過燕山，再與城內漢民裡應外合，大開燕京城門。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
然而，所謂的奇招往往有其侷限性。以奇兵潛入其防禦圈內，固然有出其不意的效果，但卻也意味着奇兵部隊陷入了敵人防禦圈的包圍之中。如果不能取得預料中的戰果、在短時間內“先擒王”，那麼遼軍只需抽調一部分兵力回防，就可以擊潰這一支奇兵。
十月二十三日夜間，一支由楊可世、郭藥師率領的七千人混合部隊於夜半渡河，於次日凌晨到達燕郊。此時遼軍主力尚在城外與宋軍對峙，對於內圈的防備十分鬆懈。郭藥師組織起一支數十人的死士隊伍，突襲燕京迎春門，殺死數十名城門軍，奇襲部隊隨後魚貫而入，控制了燕京七個城門，但整座燕京城“內外帖然不知兵至，鹹謂有神一般”，剛剛登臨大寶的蕭後甚至不得已“登宣和門，親施箭鏃，以拒王師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。
然而，郭藥師、楊可世等宋軍將領，卻對於這次軍事行動的戰術目的產生了誤解。此次行動，目的旨在“先擒王”而非擾亂燕京。但在具體行動上，宋軍這支奇兵，並沒有將目標對準北遼的軍隊，以及在宣和門“親施箭鏃”的蕭後，而是唆使在燕漢人與契丹等族對抗，並自以爲已經控制了燕京局面，“申宣撫司告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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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後更是對民衆發起攻擊與劫掠，“所在巷戰，齊殺契丹，劫掠財物”，“已而飲酒攘奪財物，紛然恣淫”，“誅戮萬計，通衢流血”，儼然是一副屠城掠地的風範。同時，作爲押後的“趙鶴壽後軍不來”，使得奇兵部隊後繼乏力。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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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這支“奇兵”在城中燒殺擄掠、顧不上作戰任務時，蕭後已經“密遣人召蕭乾等回”，而燕京與前線相距不遠，因此宋軍突襲燕京之事很快便被前線知曉，於是北遼將領蕭幹“晝夜來援”。這支奇兵對於戰局並沒有清晰的認知，當城外塵土飛揚時，宋軍將領都還以爲是“延慶遣兵來助”。
但宋軍還需要突破遼軍的防禦圈，才能順利到達燕京，因此先到達燕京的當然是遼軍。在郭藥師等待援軍到來之時，劉延慶“大軍屯瀘溝未動”；城中宋軍卻見“燕王冢上，立（遼）四軍旗幟矣，方錯愕瞪視”。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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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宋軍此刻已緊閉城門以防遼援軍入城，但“四軍人馬自南暗門入，內諸門皆啓，鐵騎突出”，且“斷了諸門吊橋”，儼然一副甕中捉鱉的姿態。形勢逆轉之下，郭藥師等宋將只能一邊指責“都統亦不遣援兵”，一邊急於奔命，“初選精兵六千，至是免者數百騎而已”。這場奇襲作戰，以宋軍的徹底失敗而告終。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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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作戰，再一次將宋軍內部的矛盾暴露出來：
在攻打燕京的作戰中，楊可世本應在十九日左右到達，然而他在收到集結命令之後的三日才行軍，於二十四日纔到達，完美錯過了這次戰鬥；原本五日之期並不算長，但東路軍主將劉延慶似乎是因爲與楊可世“素有嫌隙”，又或是因爲與其爭功，因此沒有等待西路軍到達，在宣撫司的催促下盲目進攻，卻又未能配合郭藥師的作戰，進而導致失敗。
在奇襲失敗以後，宋軍在琉璃河的輜重部隊也遭到北遼軍隊突襲。在幾番思量以後，劉延慶以“糧餉不繼、去漢界遠、中道多事，不即引還，久恐生變”爲由，向宣撫司申請暫時退軍。但就在這一時候，北遼卻在商討，準備乘着宋軍士氣衰敗之際進行突襲，並定計：“當分左右翼，以精兵衝其中，舉火爲應，殲之無遺縱一人”。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
正在當時，宋軍決定撤離，並沒有做好戰鬥的準備。遼軍於凌晨於盧溝河北岸焚草，頓時火光沖天。劉延慶見此，認爲遼軍主力已經攻來，因此下令焚燒輜重、輕裝撤離。若此時宋軍能夠重整旗鼓與其對抗，尚且能夠組織有序的撤離，但劉延慶“不告諸將而退”，且各部軍隊來自於不同的系統，就導致宋軍在撤退之時產生了混亂，“五軍雜遝擾攘散走，自相踐蹂，奔墮崖澗者莫知其數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，一應物資俱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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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遼常勝軍緊隨宋軍後方，兩軍轉戰至白溝河，宋軍“又大敗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，“相蹂踐死者百餘里”（《宋史·劉延慶傳》），清城也被攻破。
事實上，當宋軍將第一次失敗的原因，單純歸結於河北軍戰鬥力不足、种師道抗命兩點之後，就會誤以爲只要徵調西軍、更換將領，就可以達成既定的戰術目標。然而，這次宋軍的慘敗卻充分暴露了宋軍更戍法下指揮系統效率低下、以及宋軍將領內部的不睦。
自此次戰敗以後，宋朝不僅喪失了此前所取得的戰果，且“自熙豐以來，所儲軍實殆盡”（《宋史·劉延慶傳》），軍隊也同樣損失慘重。不僅如此，宋朝還要承擔招降而來的遼朝逃難者與鄉兵，其中鄉兵“置於河東者約十餘萬衆”，對當地軍需供給造成了嚴重負擔，甚至影響了軍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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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戰敗的後果，不僅限於此：“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，由是輕宋”（《宋史·劉延慶傳》），在戰爭上連連取勝的金朝更對宋人嗤之以鼻。十一月一日，就在宋軍大敗的消息傳播開時，完顏阿骨打就打算更改宋金盟約，“欲以西京交割爲名，更改許燕之議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·卷11》）。
白溝和燕京的連續兩場戰敗，宋朝不僅喪失了軍事以及政治上的主動權，還讓金朝看見了宋軍在戰爭能力上的落後，進而在金人心中埋下了侵宋的禍心。然而，宋廷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打算，以至於在靖康之役中遭遇慘敗。
